刑法就像活生生的人——每个人既有赖以生存的肉体，也有肉体依附着的灵魂。而刑法的灵魂就是其三大原则，即罪刑法定原则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尽管在司法实践中，判断一个人犯罪的根据是具体的条文，但是原则也并非不重要。
相反，司法赖以生存的桥梁就是三大原则。刑法三大原则是什么，对罪行的判定是否有约束力？在法律条文中，三大原则有着明确的规定：
《刑法》第三条 【罪刑法定】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法律定罪处刑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不得定罪处刑。
第四条 【适用刑法人人平等】对任何人犯罪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。
第五条 【罪责刑相适应】刑罚的轻重，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。
我们从罪刑法定原则开始了解。这一原则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即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”。罪刑法定原则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初现端倪，比如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学家李悝，其代表思想为“法家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。”
不过古代的法学思想，其实和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有明显区别，因为那时法律只不过是统治者集权的工具，所以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还有统治者。现在的罪刑法定原则，无差别地对待每个人。
罪刑法定原则衍生出来一个问题是，错误的法律是否应该遵守？这一问题分为两个学派，分别是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“恶法非法”以及实证分析法学派倡导的“恶法亦法”。在我国法律发展的道路上，确实也曾制定过不合理的法律规定，并且未来我们还会察觉到，现在施行的法律中也可能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。
然而，这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遵守法律。即便在发生了案例后，司法界已经意识到法律条文可能并不符合实际社会观念，但是只要这个条文存在一天，我们就应该履行。这既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需要，同时也是我国法律要求的刑法溯及力规则的需要（从旧兼从轻）。
那么，我们应当如何尽可能的让法律条文更符合现实需要呢？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法律时与时俱进。法律都会存在与现实落后的问题，毕竟先有法律，才会诞生犯罪。立法者只能通过社会现象来预测可能出现什么类别的犯罪，以此来制定法律。
说完罪刑法定原则，我们再来谈谈刑法人人平等原则，这一概念很容易理解，就是所有被刑法约束的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，谁也不搞特殊。大家大都听过这样一句话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，其实就蕴含着人人平等的道理。
然而，此处的平等指的是相对平等而非绝对平等。比如，有人认为未成年人在特定年龄犯罪，可以免除、从宽处罚并不公平，有违人人平等原则。然而，当我们结合未成年人的心智、犯罪恶意、可罚程度就会发现，如果将等同于成年人的刑罚加诸于未成年人身上，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不公平的。因此，为了平衡不同年龄段在生理、心理上不一样所造成的的不平等，法律给予特殊规则来尽力保证相对平等。
刑法三大原则的最后一点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以前并无“责”，仅为罪刑相适应原则。“责”指的是刑事责任的判定，在罪行与刑罚中起到了过渡的作用，三者相辅相成，互为表里，且有着严谨的逻辑性。
罪责行相适应原则在古代就已经有了雏形，比较经典的是《汉谟拉比法典》（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）中同态复仇习俗，也就是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”。其原文是：第196条 自由民损坏他人的眼睛，则“应毁其眼”；第200条 击落同等自由民的牙齿，同样应“击落其齿”。
当然，现代法律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不是这种粗暴而简单的法理，因为罪责行的对应关系，并不仅仅取决于犯罪结果与刑罚结果的等同，同时还要考虑其它方面，比如惩罚性与教育性、主观恶意深浅等。换言之，以“眼”、“牙”不一定还“眼”“牙”，我国现代的法律会先将其归结为故意伤害罪，然后根据具体罪行以及法律规定来判处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。
说到刑罚，还有个争议颇高的问题是刑罚的目的。刑罚目的共有三种学说，分别为报应刑论、目的刑论和折衷主义。报应刑论指的是刑罚是为了报复罪犯而存在的；目的刑论是指刑罚为了预防犯罪而存在的；折衷主义则将两种思想糅合。像上述“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”体现的是浓重的报应刑论思想，而我国刑法主张的是目的刑论。
因此，这也能解释我国法律为什么没有一味追求“杀人偿命”，因为刑罚只是为了预防犯罪、教育罪犯不要再犯，如果过多地施行较重的刑罚，不仅无法起到教育目的，还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的滥用。
通过以上刑法三大原则，相信读者朋友们对刑法的制定、实施有了大致了解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司法实践中，这三大原则并不是定罪量刑的依据，因为原则只是广泛而抽象的存在，概括性地指导司法工作，并不能具体到任一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