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贪污罪、职务侵占罪，这两个罪名，具有高度的相似性，特别是在 “非法占有” 的手段上，常用的手段均包括侵吞、窃取、骗取三种类型。本文，就以 “窃取” 这种手段为例，谈一些基本的法理思想和逻辑。
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均是 “侵占类犯罪” 的派生性罪名。
侵占类犯罪的结构是：合法的占有（前行为）+ 非法据为己有（后行为）。
所以，只有符合以上结构特征的犯罪行为，才属于典型的侵占类犯罪。因此，只有侵吞型的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，才是典型的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。而窃取型、骗取型的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，已经超出了侵占类犯罪的结构模式，属于法律拟制，实际上扩大了贪污罪、职务侵占罪的适用范围。
窃取型的贪污罪、职务侵占罪是一种 “内盗” 行为。
将这种内盗行为定性为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，事实上，就从根本上排除了 “盗窃罪” 法律条文的适用。说白了，这种内盗行为只能定性为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，不作为盗窃罪处理。
从数额上讲，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是1000元——3000元不等（各省在这个范围内确定本身立案标准）。一般情况下，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标准是3万元。
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之便，针对本单位实施的窃取财物的行为，必须达到3万元的数额，才能构成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。如果未达到3万元，则无罪。
单位外部的人员，针对本单位实施的窃取财物的行为，只要达到1000元——3000元的数额，就能构成盗窃罪。
由此，则引出一个悖论：有些盗窃数额大的内盗行为，会逃脱刑法制裁；而盗窃数额小的外盗行为，却难逃刑法制裁。
单位外部人员窃取3000元就会被判刑，单位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29999元却无罪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有人说，这是法律的漏洞。因此，提出了两方面的建议：
建议1、内盗不足3万元时，按盗窃罪处理。但这又会陷入另外一个错误，那就是不公平。比如，内盗超过3万元，按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判刑。而内盗不足3万元，按盗窃罪判刑。这会出现内盗金额少、但判刑重的尴尬局面。
建议2、内盗不足3万元时，按行政违法处理，追究行政责任。这个建议不失为一条好建议，通过完善行政立法，织密了打击职务犯罪的法网。然而，这仍然没有解答人们心中的根本疑问。比如，外盗3000元按照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，内盗29999元却只按照行政法律追究行政责任，公平吗？法律凭什么对内盗那么友好？
贪污罪、职务侵占罪中的内盗人员受到 “特殊优待” 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？
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都属于身份犯，即单位工作人员。身份的获取，要么是基于法律授权、国家行政命令等事实行为，要么是基于劳动合同、委托等民事法律行为。城堡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，与外部人员相比，单位内部工作人员更容易接触单位财物。
不论是国家机关，还是民营企业，对于本单位工作人员的选择、授权，单位都负有审慎的选任、审查义务。对本单位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，单位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、管理义务。
任何一个贪污、职务侵占的犯罪案件，剖析案发原因，都少不了单位管理的松懈和监督工作的缺位。
所以，才把单位内盗人员纳入贪污罪、职务侵占罪的范围来处理，而不作为盗窃罪对待。毕竟，受害单位存在明显过错。借此，在一定数额内，免除内盗人员部分刑事责任，也在法理之内、情理之中。
法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、基础性的思想，即：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试探。
选人环节，单位没有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；用人环节，单位没有做好监督管理。本质上，单位就是在用自身的松懈和大意，来试探工作人员的人性。
在公安侦查工作中，“诱惑侦查” 的手段是被禁止使用的。这种 “警察圈套” 往往会成为犯罪嫌疑人脱罪的理由。这种现象的思想起点，就是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试探。
无论是一个国家，还是一个公司，之所以要完善内部权力分配，优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，就是在避免出现 “人被试探” 的现象的发生。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信任、哪怕尊敬，都绝不能替代监督。监督一旦缺位，就意味着对人的试探。而人性，往往是经不起试探的。